被遺忘的法國道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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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徒步徒步法國那些被遺忘的“黑色道路”

(撰文_法)Sylvain Tesson、圖片_(法)Thomas Goisque、翻譯_張薔)法國作家希爾萬?泰松在地圖上查找著那些被遺忘的“黑色道路”。他用了幾個月的時間,徒步走完了位于法國梅康圖爾和諾曼底之間的鄉村公路,向我們講述了自己對這里的人、村莊 、風景的熱愛。在他看來,這些都是法國永恒的瑰寶。

抓緊時間,去鄉野接受一次“重塑”

如今的政治家是多么缺少想象力啊!如果他們像當年的密特朗總統那樣,在梭魯特(Solutré)來一次徒步之旅,那么他們在民眾中的支持率肯定會飆升,說不定能讓他們起死回生,重新獲得威望。相比于那些為了昂貴的物價而大呼小叫的政客,法國人更喜歡那些深入到群眾中的政治家。還有什么方法能比深入基層、領略不同的風景、對法國社會洞察秋毫更好的呢?國王路易十一就曾用這種路訪的方式來了解法國,他微服出巡,呼吸著鄉野的新鮮空氣。但是他的后繼者們并沒有沿用這一方式。

當我踏上這條從梅康圖爾(Mercantour)到科唐坦(Cotentin)的道路時,并沒有任何其他的目標。當時我遭遇了一次墜落事故,剛從醫院里出來,身體不好,呼吸短促,頭腦昏沉,我需要重新獲得力量。醫生把我救活了,現在他們建議我接受一次“重塑”。與其去療養院修養身心,我覺得不如從梅康圖爾到科唐坦進行一次徒步之旅。

正好那時政府公布了一份報告,說這片地區“充滿了濃郁的鄉野氣息”,時任法國總理的讓-馬克?艾羅(Jean-Marc Ayrault)著重推薦了這個地區。當地有四十余個充滿濃郁鄉村風情的盆地,所謂的“鄉野氣息”,指的是沒有太多水泥路、互聯網不發達、遠離行政機構的地區。對我來說,這就是天堂的定義!在這一隅,我們可以躲避繁華社會的紛擾。當然,國家公布這份報告并非此意。政府公務員這樣寫道(當然,他們用的是另一種公務文體):“勇敢的公民們,我們來了!我們會斬除荊棘,重整這片地區,讓你們與繁華的市中心連接起來,你們將會擁有最現代化、最舒適的生活起居環境。”所以,要想感受原始曠野的風貌,必須要抓緊時間。

行走在黑色道路上

我有自己的旅行目標,而政府的這份報告替我規劃好了版圖。我準備走一些偏僻的人跡罕至之路,也就是我所說的“黑色道路”。這些道路不是已經設有路標的、專供遠足的道路,也不是狹窄的瀝青公路,而是鄉村小路、林間小道和被人遺忘的道路。如果不想被打擾的話,這是一個完美的道路網。因為很少有人光顧,所以這些道路荊棘叢生,在路上還會遇到癩蛤蟆、母鹿,以及一些講著古老故事的奇奇怪怪的人,他們的人生智慧并不是在一個開放的世界中獲得的,而是取自于這些隱秘的土地。他們不了解特朗普是誰,卻熟悉每一棵樹、每一頭牲畜的狀況。誰才是真正的博學之士呢?是那些了解遠東問題的人,還是熟悉這片曠野的人?

8月,我從法國和意大利邊境出發。一開始,我每天走得并不多,也不是按直線行走。我穿越了瓦爾省(Var)、韋爾東省(Verdon)、瓦倫索爾省(Valensole)、盧爾省(Lure)和萬圖省(Ventoux),在朋-圣-埃斯普利(Pont-Saint-Esprit)路過了羅訥河,攀爬過瓦雷(Monts du Vivarais)、羅澤爾(Lozère),穿越了奧布拉克(Aubrac)、科勒茲(Creuse),穿越過盧瓦爾河,跑遍了加蒂納省(Gatine)和馬延省(Mayenne),經過了3個月的行程,最終抵達了科唐坦半島——在這里,要么必須停下腳步,要么必須跳進水里。這就是自然邊界的優點:它為我們劃定了界限,抑制了我們過度的熱情,防止我們過于放縱自己的欲望。有些人想要打破邊界,但是他們不懂得大自然的法則。

我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來采摘桑葚,隨后我發現,黑色道路并不局限在地圖上,它們不僅是那些被矮墻勾勒出的路線,它們延伸到了我們國家的每一個角落。踏上這些道路,我們的生命也隨之延長,隨之綻放,擺脫了世界上的任何束縛。你想自由地生活嗎?那么關上飛機上的舷窗,從第一個逃生通道逃走,隨后一切都自然而然地發生了。在《反叛條約》一書中,作者恩斯特?榮格(Ernst Jünger,1895—1998,德國作家)把這種逃離的欲望稱為“森林援助”。他在書中創造了一個奇特的人物形象,他不喜歡與自己所處的時代有共同點,但是并不與其對立起來。一個自私的隱居者,一個向森林尋求援助的人?是的,后來他怎么樣了呢?他想用他的觀點改造世界,用自己的信仰引爆世界。對于這樣的人,置之不理是不是更好?

我們不能從字面意思去理解“行走在黑色道路上”這句話。進行這種旅行,我們無需向國家森林局備案。有些人喜歡關在自己的書房,有些人選擇住進定時供應餐飲的修道院,還有些人喜歡攀登荒漠中的丘方式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要主宰自己的世界,不受外界干擾。因此,我們拒絕去適應意大利哲學家吉奧喬?阿甘本(Giorgio Agamben)所稱的“裝置”,這些由數字革命帶來的科技把我們困于牢籠之中,讓我們成為政治勢力和丑陋的廣告的奴隸。“要保健!”這些“裝置”叫囂著,“要長壽!打開你的移動裝置!快去欣賞!抬起你的拇指!把聲音關小點!”

我們就是這樣一邊安慰著自己,一邊匆匆生活的。黑色的道路,這既是精神的道路,也是曠野的道路,是孤獨之路,也是自然之路,它們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逃離這個現實世界的可能性。在徒步的過程中,我感受到了更多心靈上的逃遁。之前發生的那場墜落事故曾讓我陷入昏迷,之后長期的住院治療讓我喪失了生命的活力,而徒步讓我重獲體力,它在我的血液、骨骼和每一個細胞中注入了元氣。這條黑色道路為我輸入了營養,我放下一切電子裝置,在石子路上行走了30公里后,仿佛又重新抓住了自己的生命。

一片讓人郁郁寡歡的土地

徒步的這三個月里,我眼前反復出現各種法國鄉村藝術家的面龐,比如《丘時代》的作者、地理學家皮埃爾?喬治(Pierre George),比如普羅旺斯的吟游詩人吉奧諾(Giono),以及盧瓦爾河谷的詩人和諾曼底的畫家。在路上,目之所及,時而是一片農田,時而是灑滿陽光的坡,時而是宛如童話的谷;有時會遇到泉,會聽到晚鐘,會看到啃食青草的羊群總而言之,這是一個畫展。“這個國家有一種展示雄偉與壯觀的本能,”曾在1787—1790年間游歷法國的英國農學家亞瑟?楊(Arthur Young)一次次在他的回憶錄里這樣說,無論他走到哪里,都為“這個國家的美麗”而沉醉。

但是突然,這片秀美的風光出現了一個“壞疽”。丘下出現了一個商業開發區,廠房和樓群開始涌現,這片地區既不屬于城市,也不屬于鄉村。貝爾納?馬里斯(Bernard Maris)把版圖上的這些污點稱為“地理虛無”。我們為什么要讓這些東西蔓延?為什么要讓我們的國家遍布高速公路?即使是一個個體,在四十年的時間里也不可能變得如此丑陋。人類是土地毀容的罪魁禍首,從法國第五共和國開始,這場浩浩蕩蕩的毀容運動便開始了,“二戰”后的鄉村工業化、都市化以及生活方式的瓦解是元兇。

在法國總統吉斯卡爾?德斯坦的七年任期內,獨門獨戶的居住片區迅速增長,而在密特朗任職時期,隨著越來越多的工廠從巴黎向外省遷移,出現了大批的超大型超市,環形高速公路和省級公路連接著居民區和大型商業中心。那時,如果住在法國城郊,那么一天的大部分時間是在車上度過的。互聯網終結了蛻變,隨著它的出現,居民區中出現了一種空蕩詭秘的氣氛。小鎮的鎮長說他們的村鎮“受到監視器的監控”,并且安裝了一些“警報裝置”,但是我們不需要這些警報裝置,我們需要的是其樂融融的鄰里關系。每當想到這些逝去的樂趣,總會心生遺憾。

不知為何,我們的國家正在被丑化。因此我想踏遍這些縱橫于領土上的美麗的小路。我不想把這些藝術杰作交給管理者——如果在博物館里,他們那不靈巧的手可能早已打碎了瓷器。

每次繞過一個彎路,或者走下一個斜坡,我總會遇到一些農民,有些人會熱情地邀請我喝一杯,另一些人則會斜著眼睛看我;一些人會滔滔不絕地講述他們的不幸,另一些人則連個招呼也不打。我希望可以見到一些土生土長的當地人,像亨利?德?帕茲斯(Henri de Pazzis)一樣跟我聊聊農業。亨利是綠色生產的先行者,寫了一本非常好看的書,叫作《土地的一隅》,對他來說,農民就像詩人。無論農民還是詩人,他們都在綻放自己的果實:或是一棵蕪菁,或是一首十二音節詩,他們在無形的勞動中收獲了果實。

我很少遇到既是詩人、又是農民的人,現如今,比起高談闊論,傳統的農業種植者更喜歡全神貫注地耕種自己的土地。他們如今采用的是統一的、大規模的開采方法,因此給我們留下了這樣一片讓人郁郁寡歡的土地。籬笆、灌木叢、沼澤、河堤都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收益率高的、點綴著車庫和肥料堆的大草原。如今,農場開始走下坡路,昔日的繁榮不再,這些種植者很辛苦,每天都要到晚上才開著拖拉機回到農場。在這個時代,人們總是一遍遍地說,要想致富,首先應該貸款。生活總是艱辛的。

看到這樣的生活,總會有些感傷。為了擺脫這種情緒,我繼續向上攀爬,想要看一看空無人煙的鄉野。在高原的谷里有一些廢墟,一眨眼工夫,農民便拋棄了這些高地。工業革命、1914年由于內戰造成的人口損失,以及50年代的農村人口的減少,使這里變成了空曠的、永恒的哨卡,人跡罕至,狼、蠑螈和蝰蛇遍布于此。

法國的身份

有時我會經過一些用“綠色生態”的方法耕種的土地。五十年來,一些農民致力于拯救那些被破壞的土地。20世紀80年代起,就有一些先行者開始拒絕把農業視作一場公開的戰爭,如今已經有七萬名農民加入到“綠色生態”農業的陣營。說起來有些好笑,其實他們使用的是祖先的傳統技術,但他們把這些技術稱為“革新”。整個活動帶來了非常好的成效:現在法國已有三萬個綠色生態農場,占到整個耕種面積的5%。這樣的綠色農場非常好識別:田野上不再有水泥建筑,也沒有丑陋的養殖場。

這些種植者肯定沒有聽過奧朗德的那一場演講。2016年9月,為了能夠繼任總統,他對“法國”進行了重新的定義,他認為,法國是一個“觀念”,而不是一種“身份”。如果種植者們聽到這段演講,肯定會覺得驚訝:自己怎么會生活在一個“觀念”里?那個在瑪耶附近開酒館的老板娘,一邊為我端上燒酒,一邊跟我絮絮叨叨地講著村里的鬼魂的故事。她會相信總統的說法嗎?還有那個向我感慨上的核桃樹不見了的神婆,她會相信總統的說法嗎?那些在萬圖的葡萄園里種植葡萄的人,他們會相信這個說法嗎?

誰的觀念可以構成“祖國”這樣一個概念呢?一個身份是一種觀念,但是觀念要深深地根植于一片土地,一片被陽光哺育、被一代代人們耕種的土地。如果不是這樣,那么這將不是一個國家,而是政客們開會時討論的理想國。在黑色道路上,我遇到的村民常常不假思索地表達著他們對“身份”這個詞的看法。在此之前,我一直認為“法國人”這一稱號代表著一種榮耀,一種每個人并不怎么樂意接受的榮耀。人們對那些異域的身份總是心醉沉迷,像是波斯人、泰米爾人、因紐特人,人們甚至還給各種國籍弄了一個排名,而法國國籍在這個排名中并不靠前。

我在黑色道路上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,他們向我講述了他們的鄉野、他們的習俗、他們的風景、他們的食物、他們喜歡的酒、他們飼養的牲畜、他們耕種的土地、他們繁衍生息了幾個世紀的、被他們親切地稱為“我們的家園”的地方。與那些到處鼓吹世界共性、天下大同,拒絕接受“身份”這個詞的人相比,他們同樣充滿熱情,同樣充滿人情味。他們不會滿懷對他人的仇恨,不會講別人的壞話,有些人甚至邀請我進入他們的廚房。

我邁著緩慢的腳步穿越這片土地時,終于理解了費爾南?布羅戴爾(Fernand Braudel,法國歷史學家)對身份的定義。此前我重新讀了一遍他所著的《法國的身份》第一部(要知道,在該書剛出版的時候,這個書名沒有感動任何一個讀者),作者把國家身份定義為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“雜技表演”,通過幾千年的持續不斷的努力,在一小塊土地上聚集起來的歷史。這種身份本身是一種不和諧的、紛亂的事物創造出的奇跡。在布羅戴爾看來,“法國”身份就是這種“混合物”,所以每一個公民都要承擔起巨大的責任。這一切都需要時間,同時也需要民眾保持清醒的頭腦,不要被成批的難民潮所干擾。

法國這個混合了多種身份的熔爐是如此脆弱,要想在這個多種身份混合的土地上保持一種平衡狀態絕非易事,我們不能把法國僅僅看作一個不同觀念組成的平臺,我們擁有的不僅是一段附著在這片土地上的歷史,我們要好好對待這片土地。11月的一天,我抵達了科唐坦的北部。這么長的旅途真的有治病的功效:我的面色又恢復了紅潤,那些消極的念頭消失在了灌木叢中。這是恢復身體的規律:先行走,后恢復健康。回望這段旅途,我覺得很是遺憾,五十年的時間就能夠毀掉這片地區。然而,盡管整個毀容過程很快,還是留下了很多漂亮的地方,還沒有被工業化的“空隙”,比如:安靜的道路,蕨類植物,以及可以躲在后面露營的矮墻。只要這片自由的土地還存在,一切就還有機會挽救。盡管逝去的令人傷感,但是我們不必一味抱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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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途旅游網與媒體專欄:中國國家旅游 更新:2018.04.2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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